中国技术工人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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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技术工人待遇”,这充分说明在国家层面愈来愈重视技术工人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技术工人,特别是具有高超技艺的技师,把设计图纸转化成为真实的机器、道路、桥梁、建筑以及许多其他工程结构,才实现和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从古代到现代,中国的技术工人一直发展延续,创造出辉煌的中华文明史。
在《考工记》这部中国最古老的制作流程与工艺书籍中,记录了东周时代官营手工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的主要技术工种,主要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抟埴之工。这部古老的经典里有两处把具有高超制作技艺的工匠谓之“国工”,定义在国家级的高度。
然而,古代留下的史料以及能见到的许多文物,并没有那些工匠的名字。鲁班是一位非凡的能工巧匠,是古代工匠智慧和技艺的集中化身,得到了木作工匠、石作工匠和泥瓦工匠行业的尊崇,这三门工匠都尊崇鲁班为行业的祖师爷。有名的《墨子救宋》故事里,春秋时代有一位能工巧匠公输班,发明攻城用的云梯,要用来装备楚国军队去攻打宋国。后来,墨子去楚国说服了公输班与楚王放弃攻打宋国。通常认为公输班就是后世尊崇的鲁班。
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工匠的文物,有秦国 “物勒工名”的制度。秦国规定,制造者把自己的工名及工厂的隶属关系,都简要地契刻在自己的产品上,这是一种严格的品质责任制。
在秦代,寺工是具体制造铜戈的工署(或工厂)的工官职衔,官员叫詟。丞,是工厂里制戈的分管负责人,名叫义。工,是具体制造该铜戈的工匠,名叫窎。四年戈的丞叫“我”,四年戈的工匠为两人“可”和“戟”。
秦以后独尊儒术,技术工匠的社会地位变得低下。所谓的“士农工商”序列,把工匠的地位排在农夫之后。其实,生产工具的进步是生产力进步的直接因素,然而促成工具进步的人,被传统社会看低了。
到了唐宋时期,匠人的社会地位依然不高。但是某些行业的匠人还是受到了尊崇。柳公权书写的《玄秘塔碑》,被定为国宝级的文物,在碑面的末尾留下了刻碑工匠师的姓名:“刻玉册官邵建和并弟建初镌。” 这反映了在古代雕刻碑文的是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邵氏兄弟正式拥有了官衔,已不是普通的刻石工匠,这是他们可以在石碑上刻名留字的因素,尽管工官与行政官员在官场里的权力和地位并不等同看待。
到了宋朝,雕版印刷非常兴盛,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精美的版刻图书,其中有大量的善本,成为今天图书馆业的宝藏。刻书与刻碑不同,在不少的印本书里留下了刻书工匠的名字。比如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史料记载,见于毕昇同时代的北宋著名学者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一书,书中提及毕昇用胶泥制作活字的记载,让后人认识了毕昇这位了不起的工匠大师。可惜,汉字的字数太多,毕昇的发明未能在中文印刷实践里得到普遍使用。在近代工业性的铅活字印刷术未传播到中国之前,中国本土的活字印刷术虽然历代都有人坚持试验使用,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中文印刷的主流技术方式。
晚清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建立自己的近代制造工业之滥觞。洋务运动以学西方的枪炮、船舰、机器等制造技术为先导,进而“反催”到中国的矿山开采和冶炼,也开办一些民生工业,如纺织、造纸、火柴等;进而促进了铁路、船运、电信和邮政的兴办,这些都属于“兴办实业”的领域。
洋务运动所兴建的工厂,是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批工厂,属于官办的性质。那些“国营工厂”里的工人,就是中国近代史最早的产业工人,是中国从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所必需的若干人群之一。
由台湾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一辑《江南制造局记》显示,当时下属的工厂有机器厂、铸铜铁厂、轮船厂、枪厂、炮厂、火药厂、炼钢厂。这些近代工厂可谓是现代工厂的雏形。以枪厂为例,江南制造局的产品有过老式毛瑟枪和新式毛瑟枪、黎意兵枪、林明敦边针枪、林明敦中针枪等,后述诸枪都是不同国家兵工厂在毛瑟枪基础上的变异。从史料里看到,枪厂对枪的各种零件和部件都是自制。为制造枪械,工厂装备了铣床、钻床、车床、齿轮加工机床、刨床等。这些引进的机床,都需要具体的工人(工匠)去操作,才能由原材料变成产品。
此外,史料里关于“洋匠”的记载,也说明当年引进了西洋技术和设备,同时还有来华的外国技术工匠,他们指导了中国最早的机械制造工人,造出中国自己的工业产品,并留下技术资料。洋务运动里的中国工人,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
后来,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逐渐兴办,有了非公有制企业里的第一代产业工人。非公有制企业多半肇始于有关民生的轻工业,如碾米厂、缫丝厂、纺织厂等等。中国逐渐形成把制造“生活物件”的工业,叫作“轻工业”,而把制造“生产物件”的工业叫作“重工业”。
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官商合办的企业,或者官办商营的企业。例如《西安大华·一九三五》里的西安大华纱厂,就是民间商人租用了湖北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官营纱局,而慢慢地发展出全额民营的湖北纱厂、焦作纱厂,直到1935年西安大华纱厂。这些工厂,都是中国最早产业工人的摇篮。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浙一带的工厂内迁四川大后方,宜宾也迎来了内迁工厂。最先在宜宾立足建厂、开工生产的,是浙江籍老板钱子宁办的中元造纸厂。
留学德国的钱子宁先生1936年在杭州建立造纸厂,该厂于1937年被日本飞机炸毁。抢救出来的部分机器设备辗转运到了四川宜宾,在长江起点标志下游五公里左右的北岸,选址建厂。1939年9月动土,1940年6月一号纸机正式投产。
抗战中后期,中元造纸厂生产钞票纸、电报纸,获得国民政府经济部给予的3年期限牛皮纸专利权,这些特种纸张都是保障抗战大后方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资。
钱子宁在宜宾建厂,很快便投产开工,这与跟随他进川的一批制作特种纸浆的浙江籍技术工人密不可分。
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兵工厂循着长江水道内迁到重庆。重庆成为了抗战时期生产枪炮弹药的兵工生产基地。最近,为了纪念内迁至重庆的兵工厂的丰功伟绩,重庆市实行抗战遗址文物点挂牌保护,总计挂牌183处,其中有“第二十九兵工厂旧址”。二十九兵工厂的老底子,是晚清的汉冶萍公司所属炼钢厂,后来成为重庆钢铁厂,由此诞生了四川的第一代炼钢工人。
抗战时期,我党著名兵工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吴运铎,在新四军的枪械厂里造枪炮。他带领工人们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用大锤敲击凿子的方式,在无缝钢管的内腔刻制大炮筒的来复膛线。吴运铎所著的《把一切献给党》一书,真实记录了中国工人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发挥聪明才智造出枪炮支持抗日战争的感人场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变成全球瞩目的焦点。1950年6月1日,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中国的技术工人开始了以识字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各地成立了工人文化宫,创办识字班、夜校、职工业余学校、工农学校等。通过文化学习,中国的技术工人大多成为所在工厂的骨干和尖兵,使中国的工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1953年10月27日,随着我们国家第一根无缝钢管在鞍钢无缝钢管厂压制成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逐渐向世界先进国家靠近,中国的技术工程师们创造出史无前例的辉煌。上世纪50年代短短几年时间,无数个“新中国第一”相继诞生—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初教—5”、第一辆汽车“解放牌”卡车、第一台电视机“北京牌”电视机、第一台计算机“103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第一座抗生素生产厂、第一台仿捷6000瓦空冷汽轮发电机、第一艘大海轮民主10号等等。特别是1958年由上海手表厂技术工人生产出的新中国第一批手表“上海牌”手表,获得周恩来总理的极大关注,后来每当有国际活动时,周总理就以“上海牌”手表为例,高度赞扬中国技术工人的智慧。
那时,中国的新闻媒体如《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还对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工人广加赞颂。比如鞍山钢铁厂的轧钢工人张名山,发明了提高生产量、减轻工人劳累、减少工人受到伤害的“反围盘”;沈阳技工王崇伦发明成倍提高工效的“万能工具胎”,都能在报纸和广播电台中看到或听到。不但如此,对中国技术工人的赞颂还以其他的宣传方式出现。1954年中国邮政局发行了一套特种邮票,冠号和题名《特11,技术革新》,主题就是张名山的“反围盘”。另一枚墨绿色印刷,主题则是王崇伦的“万能工具胎”。四川少年儿童杂志《红领巾》,介绍了重庆劳动模范李秉中,被称为“王崇伦式的模范工人”。到了1956年,反映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创刊,为千千万万的读者传播了尊敬和看重技术工人的理念。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一个名叫“钻头”的故事被广泛宣传。故事描述的是北京永定机械厂在一批抗美援朝的军工任务里,要往特殊钢板上钻孔,这成了整个工艺流程的瓶颈工序。年轻工人琢磨改变钻孔工艺,最终用新方法修磨钻头切削刃,提高了钻孔工效,保证了军工任务。钻头形式被命名“钻头”,故事教育青年学生“要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科学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
“”时期,中国的技术革命也没有停止。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首枚地球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这是由我国科学家自行设计、由我国技术工人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7月,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1975年11月,搭载“尖兵一号”卫星的长征火箭,从酒泉发射场起飞并成功回收,我国变成全球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1986年3月3日,由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等4位科学家提出的跟踪世界前沿研究、发展我国高科技的信件,得到的格外的重视,被国家批准实施了《国家高技术探讨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因为信件的提交日期,该计划又得名“863计划”。“863计划”造就了新一代高水平人才,缩小了同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极大地带动了我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进入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国制造业逐渐崛起,走向世界舞台的前列。 1991年,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已掌握了核电技术,变成全球上继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瑞典之后第7个能够独立设计制造核电站的国家。1994年,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破土动工,是世界上工程量最大、难度最大、施工期流量最大的水利工程。1998年,国产歼10型飞机首次试飞成功。2000年,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两颗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代卫星导航定位系统。2000年2月,“西气东输”工程启动,拉开西部大开发的序幕。2003年,上海建成世界上第一条商业化运营的磁悬浮列车,成为继德国、日本之后第3个掌握磁悬浮技术的国家。2005年,青藏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攻克“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题,高效地完成了青藏铁路全线铺通任务,这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次壮举。2007年,我国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发射成功。2008年,中国科技大学利用冷原子量子存储技术,首次实现了具有存储和读出功能的纠缠交换……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种种重大科研突破,都融入了中国技术工人辛勤的汗水,是他们日夜战斗在生产第一线,是他们将画在纸上的设计图变成了现实,将“中国技术工人”几个大字写进了世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