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财商学评论》专访中微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尹志尧：花甲再创业只为不再“芯”痛

  《上财商学评论》是由上海财经大学主管、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主办的一本刊物。刊物传承1932年11月上国商创办《商兑》，以刊为媒赋能商学教育，致力于打造“海派商学”第一刊。其中，第一辑聚焦“百年商学”，第二辑聚焦“未来商学”，京东、天猫、当当、亚马逊、线下书店等均有销售。第三辑聚焦“元宇宙”，即将出版。

  2021年4月底，一篇《此人突然回国，美国慌了，日本傻眼，世界惊呆》的文章出现在自媒体上。文章介绍了70多岁的中微公司创始人尹志尧先生回国创业的事情，但内容大多夸大其辞，这让希望低调再低调的尹志尧先生十分被动和恼火。更让人无奈的是，这篇文章甚至把中微公司的“身份”搞错了，将其认定为芯片制造商，而其实中微公司是制造“制造芯片的设备”的制造商。因此，虽然这篇文章非常吸引眼球，但大多与事实不符。本文根据前期的现场走访、线上交流，以及尹志尧先生认可的一些资料做整理、撰写，还原一个真实的尹志尧先生和他创办的中微公司。

  中微公司的官网上这样介绍：“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中微公司’，证券代码‘688012’）是一家以中国为基地、面向全球的微观加工高端设备公司，为集成电路和泛半导体行业提供极具竞争力的高端设备和高质量的服务。中微开发的等离子体刻蚀设备和化学薄膜设备是制造各种微观器件的关键设备，可加工微米级和纳米级的各种器件。这些微观器件是现代数码产业的基础，它们正在彻底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微公司成立于2004年。自创立以来，公司的等离子体刻蚀设备已应用在国际一线 纳米及其他先进的集成电路加工制造生产线和先进封装生产线上。其中，中微公司开发的 12 英寸高端刻蚀设备已运用在国际知名客户最先进的生产线 纳米以下器件中若干关键步骤的加工。很多人对5纳米没有直观印象，它其实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直径的一万三千分之一。

  作为上层应用所依赖的底层核心能力，芯片无疑是人工智能的核心“燃料”，它的设计与开发直接关联人工智能的计算力。随着5G、大数据、物联网等应用愈来愈普遍，其最核心的“大脑”部分，都是高运算、高传输、低延迟、低耗能的芯片在发挥价值。所以，要想在数字时代、智能时代站稳脚跟，芯片是必须发展的尖端科技。这些年，中国芯片严重依赖进口，近十年的进口芯片金额高达1.8万亿美元。美国正是利用它试图打乱高度全球化分工的半导体产业。

  《上财商学评论》：很难想象芯片的发展如此迅速，居然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武器”。

  尹志尧：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内存只有128K，却占了两栋大楼，里面装着数不清的电子管。现在再看，一台内存128G的手机一手可掌控。可以说，通过发展纳米级的芯片，人类已经将微观加工的面积缩小了1万亿倍。

  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布拉顿和巴丁联合发明了晶体管，用晶体管代替电子管制造，成了电子科技类产品的重大突破。自此，人类踏上了不断追求更精细、更小的征程。在一样体积里集成越多的晶体管，就能够给大家提供越高的运算能力。也就是在相同的半导体工艺下，晶体管集成数量和密度是决定一款芯片性能强弱的关键指标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金和技术人才的积聚，以及军事对电子技术的需求（1961年与1962年，美国空军先后在计算机及民兵导弹中使用硅晶片），促使集成电路首次在军事市场占得一席之地，也最终推动美国在芯片产业上建立“先发优势”。正是集成电路里用的硅元素，成为“硅谷”名字的由来。而硅谷的创建，则和肖克利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在发明晶体管后，有着富翁梦的肖克利发现了自己不能在贝尔实验室实现梦想，于是决定回老家圣克拉拉谷创办自己的公司，圣克拉拉谷就是后来的硅谷。

  在尹志尧于北大化学系攻读硕士期间，硅谷声誉鹊起。由“叛出”肖克利师门的八人—―罗伯特 · 诺依斯、戈登 · 摩尔、朱利亚斯 · 布兰克、尤金 · 克莱尔、金 · 赫尔尼、杰 · 拉斯特、谢尔顿 · 罗伯茨和维克多 · 格里尼克，在大股东费尔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下，创立了深刻影响硅谷和美国的仙童半导体，并取得了预想的成功。但由于公司管理及股权的缘故，其光环很快随着开创者的离开逐渐消失。尤金 · 克莱尔后来成为一名投资人，他创立的KP（即凯鹏华盈）成为硅谷最顶尖的创投基金。诺伊斯和摩尔于1968年辞职，并顺手挖走了研发副主管安迪 · 格鲁夫，三人一起创建了英特尔。1969年，销售主管杰里 · 桑德斯又带着7位同事离职，创办的AMD成为英特尔的宿敌……

  这种局面显然不是仙童所期望的，但是这种开花散叶却让整个芯片行业受益匪浅。除了吸引和培养了大批人才外，还带动了芯片制造从美国转移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并随着家电产业的发展兴盛不衰。

  尹志尧就是人才之一。尽管被“巨型”计算机震惊的他，很难想象自己的人生会在日后和半导体紧密交织、难以分离，但在北大毕业后他选择出国留学，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拿到物理化学博士学位，继而留在硅谷，与芯片结下不解之缘。1985年，他进入硅谷的英特尔中心研究开发部研发芯片，当时英特尔把128K的容量已经做到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了。而尹志尧更想做的，其实是设备。

  尹志尧：人类发展到今天，有过数次生产和工业革命。比如用农耕和畜牧取代狩猎和采摘，又用机器代替人。如今的工业革命是用电脑代替人脑。如果说，机器代替人的核心是宏观加工，如宏观材料（钢铁、水泥、塑料、纤维等）、宏观加工的母机(车床、铣床、钻床、磨床等) 和驱动机器的能源（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等），那么，用电脑代替人脑的核心则是微观加工。

  我们可以把如今的工业革命进行分层。最上层是网络、电商、传媒、大数据和云计算等，这有十几万亿美元的年产值。第二层是数码电子系统，小到电子玩具、手机、电脑，大到超高速计算机、全球互联的网络系统，这一层的年产值至少有几万亿美元。而支撑数码电子系统的是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产业，即第三层。芯片产业又是建在第四层半导体设备的基础上。这个工业革命的四个层次，可以用一个倒置的三角形来表示。换句话说，如今的芯片产业支撑的数千亿美元产值，阿里、谷歌能成为上千亿美元的大公司，都是建立在微观器件的微观加工设施基础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能加工发丝几千分之一到上万分之一尺度的微观加工设施，就造不出芯片，也就不会诞生那么多伟大的公司。

  《上财商学评论》：一块芯片的诞生，除了上游的设计、下游的封装测试外，制造的上千道工序要哪一些重要的加工设备？

  如果将芯片的制作的完整过程比作雕刻，那么，光刻机就是将雕刻线稿（电路图）描绘在材料（晶圆表面）上的画笔，画笔的精度直接决定了芯片的尺寸和能够集成的晶体管数；刻蚀机就是一把雕刻刀，负责剔除线稿的多余部分，逐渐呈现“作品”完整的模样。

  某种意义上，光刻机的精度要求相当于用一束激光去平整一块相当于德国面积的土地，误差在正负1毫米以内；刻蚀机的要求相当于用一根头发丝细的钻头打出一口水井，并且这根细钻头不能变形也不能有超过0.7纳米的损耗，一年要打100万万亿个孔，99.99%以上的孔必须一模一样……这样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芯片产业的发展，大多数国家有心无力。

  在芯片产业上具有“先发优势”的美国，很早就开始了这些设备的研发。除了英特尔外，AMAT（应用材料）在1967年成立。因为早早布局，AMAT在1993年就实现全年营业收入达到10亿美元，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营业收入破10亿美元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

  1980年，全球第四大半导体设备提供商、第一大刻蚀设备提供商的LamResearch（泛林半导体，又称拉姆研究）成立。一方面，它依靠自身巨大的研发投入和强大的开发团队，自主研发核心技术，走在半导体设备的技术前沿，开创多个行业标准；另一方面，它通过并购和整合攫取产业链外围先进的技术、扩充研发团队、拓展产品链条，持续助力新技术的研发。在很长时间内，泛林和AMAT占到全球市场占有率近40%，并在刻蚀、PVD/CVD镀膜、热处理、离子注入、CMP等多环节市场占有率领先。

  1986年，在英特尔担任工程师的尹志尧负责测试泛林做的介质刻蚀机。在合作过程中尹志尧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泛林慧眼识珠，将他纳入自己的旗下。

  《上财商学评论》：看了中微公司创业之路，觉得您真厉害。先是从英特尔加盟泛林，之后帮助泛林击败应用材料，使国际市场上40%的刻蚀机都由泛林出货，然后又去应用材料，绕开之前泛林的技术又帮助应用材料打败泛林……

  尹志尧：我加盟泛林，开发了彩虹号电容性介质等离子体刻蚀机，也开始了电感性等离子体源ICP技术的开发。后来，泛林又收购了做薄膜的公司。

  我之所以离开泛林加入应用材料，一种原因是泛林的管理出了点问题，另一方面是应用材料因为做老一代刻蚀机没有竞争优势，也就迫切地需要人才的加盟。我在应用材料一干就是13年。

  可以说，在泛林与应用材料的那些年，尹志尧成就了自己的名声，也证明了华人在科技领域中“我能”。与此同时，他也感受到了芯片产业凶猛的发展浪潮。尽管做芯片的步骤越来越复杂、设备越来越贵，但随着电子表、PC及手机等终端应用的爆发让芯片进入寻常百姓家，相应地大家对芯片的要求也慢慢变得高。由于政策和技术壁垒的存在，芯片产业呈现一定的“封闭性”，这体现在芯片制造设备上，能做纳米技术的也就30来家，能做光刻机的就ASML一家，做刻蚀机的除了英特尔和泛林外还有东京电子。东京电子本来只是销售公司，并不懂技术，后来与泛林合作后开始做设备。如今的东京电子已成为全世界第六大刻蚀机企业。

  从2000年前后国内半导体创业第一波浪潮兴起至今，无数芯片设计、制造和封测企业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1998年，我国华晶芯片生产线开始承接上华公司来料加工业务，标志着国内自主的Foundry时代正式开启。但芯片产业依旧落后。

  “与30年前相比，留给中国芯片产业的课题已经完全变了：这不再是一个攻克世界尖端科技的科研课题，而是面对整个生态产业链全面落后如何追赶的问题。”

  这种症候在个人电脑时代已集中表现。比起以英特尔为代表的X86架构处理器与微软windows95桌面操作系统构建起全球家用电脑的庞大生态系统，我国虽然一时间涌现了数百家电脑品牌商，却因为上游的芯片、处理器和软件产业被美国科技巨头牢牢掌控而只能给别人打工。

  直到今天，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的局面还是没有大的改变。有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进口芯片金额高达2 300亿美元，花费几乎是排在第二位的原油进口金额的2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7年中国芯片进口额超过2 601亿美元，位于全球第一。此外，在设备上也同样依仗外援。根据SEMI数据，2017年中国半导体设备销售额82.3亿美元，同比增长27%，约占全球的15%，但其中一半都是外国芯片大公司在中国投资生产线所购买的设备，本土生产线购买的设备只占国际总市场的10%左右。

  尹志尧：中国现在的形势很好，大概有40多条生产线在计划或已经动工投入生产。我国大陆的芯片投资量占全世界的20%，只少于台湾地区。但是，这20%里有一半是海外的芯片公司（像英特尔、三星等）在中国的生产线，所以我们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要追赶。

  芯片产业是一个高门槛的行业，这也是全世界的芯片制造公司只有一百多个，蚀刻机设备也只有泛林、应用材料和东京电子能做的根本原因。

  在技术壁垒外，还受到了一些“刻意打压”。例如，日本抓住电气化浪潮并受到政府的重视，其半导体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在DRAM储存芯片市场中日本半导体企业采用售价永远低10%的过饱和供应策略，让美国半导体产业难以支撑。在利益面前，美国人逮捕日立和三菱公司涉嫌窃取商业机密的两名工程师，并以此为由派人入驻两家公司进行监管；又在1986年初，裁定日本DRAM储存芯片存在倾销的行为，对日本征收100%反倾销税，并迫使日本签订了苛刻的《日美半导体协定》。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初的广场协议，一下子将市场让给了具有成本优势的公司。

  由此可见，美国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是会采取各种手段的。美国对中兴及华为的打压也证明了这一点。但面对打压，中国人是绝不会屈服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中国芯片产业不再受制于人，许多人都站了出来，尹志尧就是这里面一位。

  《上财商学评论》：您是北京人，但爷爷出生在安徽桐城，曾就读过国学大师吴汝纶先生创办的桐城中学。

  尹志尧：我爷爷尹秀峰是桐城孔城人，他于1902年考入桐城中学，成为该校的第一届学生。美学大师朱光潜也是桐城中学的学生，他的弟弟朱光泽是我爷爷的女婿。我记得爷爷是在民国初年担任梨树县县长期间，规划建设四平街，支持本土工商业发展来对抗日本经济侵略。

  桐城不仅有优美的风光，而且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它是全国闻名的文都，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开创的桐城派，成就了“天下文章出桐城”。由桐城派后期的国学大师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将“勉成国器”作为校训。独特的文化和城市气质浇灌了尹秀峰的成长，让他在艰难的日子里承担起了爱国爱乡的责任。多年后，尹志尧在六十多岁时回国重新创业，也是受到爷爷的很大指引。爷爷希望祖国富强，他则希望让祖国不再“芯”痛。

  《上财商学评论》：您回国创业，肯定有自己的朴素情怀，也应该有阴差阳错吧？尹志尧：如果说机缘，那肯定是国际半导体设备展。在那次展上，我偶遇了一位中学校友—―江上舟。

  我的教育经历比较特殊，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前，曾在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读书。其间，还在兰州炼油厂、中科院兰州物理化学所待过十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前，我在北京四中读书。江上舟正是北京四中的杰出校友。

  与江上舟的见面是一场英雄相惜的见面。江上舟是“战略家”和“实干家”，曾在海南和上海的政府部门任职。他比较早地意识到半导体芯片是国之重器，因此积极地为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62岁时，他还担任了中芯国际的董事长。

  两人见面时，江上舟时任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十分看重尹志尧在芯片领域的才干，积极动员尹志尧回国创业，并且不顾自己身患重病，在尹志尧缺少资金时积极为其协调。正是有了江上舟的全力支持，才让中微公司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尹志尧：当时，江上舟看了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的设备后，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看来刻蚀机比还复杂，外国人用它来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能不能自己把它造出来？”他看我有些犹豫，又说：“我是个癌症病人，只剩下半条命，哪怕豁出命去也要为国家造出刻蚀机。我们大家一起干吧！”这一下子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报国情怀。

  我对江上舟是充满着感激和怀念的。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没有江上舟就没有中微这家企业。此外，在中微公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他的指引、建议、引荐、推举和批评，得到过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帮助和扶持，及时而有效。沪上新兴的半导体装备和材料企业大多如是，绝少例外。

  尹志尧：他们当然不肯放，到今天他们还怀疑我带了一些人回国，是把美国的先进的技术带回了中国。2019年4月18日，他们还为我组织了一个下午的听证会，也是在这次听证会上，我理直气壮地讲了三个观点，一下子就把他们给说服了。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集成电路的技术虽然在美国繁衍，但大的生产线年内都转移到了亚洲，占了全世界75%的投资。美国所占份额不到15%，美国集成电路已经被边缘化了，台积电已超越了英特尔。原因可能跟亚洲的教育和文化有关，因为亚洲人讲究纪律性，这样的人才做集成电路最好，因为集成电路需要严谨，不能放松。而美国人重视创造创新，做这么细致的事情缺少耐心。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做设备肯定要跟着市场跑，现在中国是大市场，是不可抗拒的。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你们认为我们把先进的技术从美国带回中国，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来美国之前是在中国受的教育，我们是过来帮美国开发这么多产品。现在，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总想有个机会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我承诺，我不会把美国的技术带回中国，我们在中国做的肯定不同，而且会做得比你们更好。

  2004年，尹志尧带着一批资深的行业专家一起回国创业，创办中微公司，落户浦东金桥。自此，尹志尧和中国芯片产业的命运紧密相依。

  和在泛林、应用材料这样大平台上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一样，尹志尧需要带头在一个芯片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以小博大。这种赶超的压力无时不在。

  “第一财经”的“浦东30年•财经30人”栏目有这样一个问题问尹志尧：这样的领域无论是技术还是资金门槛都很高，国际上有很强大的对手，中微公司用什么跟他们竞争？

  尹志尧坦诚：“我们一定要把目标定在赶超世界最领先水平，而不是补自己的短板再按照人家的路往前走。这样的话永远是落在后面。”

  中微公司必须要选择走这样两条路：一条是Innovation，就是创新；另一条是差异化，就是设备产品要与众不同。

  尹志尧说：“比如，等离子体刻蚀要解决等离子源的问题，大家挣扎了20年都没想到最好的处理方法。我们回国以后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用甚高频的和低频的交流射频一起加在下电极，产生一个甚高频耦合的反应离子刻蚀，这个试验我们做成了。三四年以后，国外公司都按这个方向去做，那这个技术就是我们第一步开始的。另外，对于机器本身怎么样才能做到输出更快、占地面积更小、成本更低，我们想出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就是一个反应器用两个反应台同时加工，并且每个反应台可对操作。那么，对方加工一片，我们大家可以加工两片。但这需要反应器设计的很多细节，我们都做好了。所以，国际上一流的晶圆制造商已经做到5纳米，用到我们的刻蚀机，都是这种双台机，占地面积小了很多、输出量高了很多、成本也节省很多。”

  正是在这样的创新和差异化下，中微公司开启了自己跑步前进的步伐。从中微公司的产品介绍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许多产品：第一第二代双反应台多腔介质刻蚀设备、单反应多腔介质刻蚀设备、双反应台刻蚀除胶一体设备、硅通孔刻蚀设备、单反应台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刻蚀设备、MOCVD设备、28英寸超大反应腔MOCVD设备，以及工业用大型VOC净化设备。

  尹志尧：我们的专长是做等离子刻蚀机。到今天，我们做出来的刻蚀机有6米长、5米宽、3米高、16吨重，用30万瓦功率，产生非常强有力的离子六，可以钻很深的孔或抠很深的沟。此外，我们还做了发光二极管所用的化学薄膜设备。

  其中，最难的是刻蚀深孔，就像一个钻床要钻一个非常深的孔，如果机械钻床长度和直径的比超过20：1的话，钻头经常会断。而我们是要钻40：1的圆孔，甚至60：1或更深。一个等离子刻蚀机一年要加工1 018个孔，也就是100万万亿个孔。这样巨大的加工量，每个孔都要加工到合格，是非常难的事情。中微在技术上有突破，可以刻出这样的深孔。

  36年以来在国际等离子体的科室和设备技术发展中曾经有32项重大突破，我和我们团队，包括回国之前和以后，做出了19项突破，占了60%。中微公司现在有1 600多个反应台，在亚洲、欧洲54个芯片制造公司的73条生产线全面量产。在几条国内逻辑和存储器的生产线上，我们的介质刻蚀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位。在我国台湾地区最先进的生产线纳米的有相当的市场占有率，5纳米以下的市场占有率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今天的中微公司，无疑与泛林、应用材料、东京电子、日立4家美日企业一起，成为全世界最先进芯片生产线供应刻蚀机企业。

  在薄膜沉积设备（MOCVD）上，中微公司于2010年从零开始，一举打破国内市场一直被美国维科（Veeco）和德国爱思强（Aixtron）两家供应商长期垄断的局面，实现了超过70%的市场占有率。

  这样的结果，大涨中国人的志气，也让我们在芯片产业上看到了希望。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关键装备和关键装置上有所突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国家尽快地从制造大国转型为制造强国。

  在中微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时刻体验到“痛点”。主要是外部的影响，随着中微公司的做大、做强，不断地抢占了欧美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所以，和美国“纠缠”成了尹志尧创业多年来一直不曾迈过的坎。这些年间，应用材料曾以窃密将中微公司告上美国法庭，泛林也在2009年控告中微公司专利侵权，前前后后纠缠了4年。

  尹志尧：这很正常，毕竟在商言商。但只要重视知识产权、商业机密，既遵守我国的法律，也遵守美国的法律，就能处于不败之地。

  当年为了应对老东家的状告，我甚至请美国一流的律师来查我所有的文件向大家自证清白。结果查了两年半，我们付律师费来看我们自己的文件就花了2 500万美元。但是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样的问题。后来，我们就和老东家和解了，甚至还说以后会合作。这些较量再一次说明了“打铁还得自身硬”。

  你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产品，让自己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就不怕别人说你抄袭。2015年，中微公司开发的国产等离子体刻蚀设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美国商务部就解除了这类设备持续几十年的出口管制。

  直接对付中微公司行不通，它们又企图从供应链上来遏制中微公司的发展。2017年，Veeco向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状告中微公司的MOVCD设备的晶圆承载器（即石墨盘）SGL供应商侵犯了其专利，要求其停止对中微公司供货。纽约法院于2017年11月初发布临时禁运令。但是，中微公司依旧积极应对，甚至以攻为守，向福建高级人民法院正式起诉 “Veeco上海”，指控其TurboDisk EPIK 700型号的MOCVD设备侵犯了中微公司的晶圆承载器同步锁定的中国专利，要求其停止侵权并主张上亿元侵权损害赔偿。

  尽管“Veeco上海”曾向专利复审委提交专利无效宣告请求，主张中微公司专利无效，但专利复审委于2017年11月24日驳回了无效宣告请求，确认中微公司专利有效。12月初，福建高级人民法院同意中微公司针对“Veeco上海”的禁令申请，该禁令禁止“Veeco上海”进口、制造、向任何第三方销售或许诺销售侵犯中微专利的石墨盘产品。

  尹志尧：其实我们感觉到的是压力。你要知道，全世界能做这种石墨盘的只有两家公司：一家是日本的东洋碳素，一家是我们的供应商，它们在德国做了石墨盘拿到美国去做碳化硅。很多人以为石墨谁都会做，但能用在半导体上的也就这两家。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和它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对称竞争。

  虽说我们在国内算得上是比较先进的了，但放在全世界来看还是后起之秀。我们和世界相比，还是有全方位的差距的。

  2018年，尹志尧接受科工力量采访时，曾阐释过相关的话题。尹志尧认为，中国现在要产业升级，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其中，最核心的事情是在不多的关键装备和关键装置上的突破。“大国重器首先一个就是高端半导体设备。现在投一条线%的钱都是买设备，而且95%以上的设备都是国外的。所以，如果你没这个高端设备的基础，也就是说80%的技术其实都在人家手里，你只要一台机器进不来就完蛋了。还有就是宏观加工的五轴联动加工中心，虽然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加工厂，但是买的不是德国就是日本的设备。高精尖的宏观加工的母机，就是五轴联动加工，现在连美国都做不好、做不出。这并不那么容易的。但是中国一定要下决心把它做出来。”

  正因为技术和设备被西方垄断，这几个凤毛麟角的大公司，都是百亿甚至几百亿美元产值的公司，比我们同类的公司大了几十倍。哪怕像中微公司这样即使在国内很先进的后起之秀，和国外同类公司相比，还是差了20倍，研发也差了20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赶上去是一个课题。

  此外，还有一系列的不对称。例如，准入门槛不对称，“用了美国的设备20年，突然中国的一个新公司说’你用我的新设备’，一般来说人家是不愿意试用的。”再如，人才资源不对称，“顶尖的专家都在美国，以及日本和另外的地方。”

  尹志尧：我一直认为，集成电路产业需要全世界各国和很多公司上下协同努力才能做出来。没有一点一个国家，可以靠自己的一国之力把集成电路从头做到尾。可以说，集成电路产业早已成为全球化的产业，是集成努力的结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权利称这个产业是一国的财产，也没有可能将这个产业据为己有。

  一方面，我们大家都希望这样一个世界能意识到，集成电路产业是不能割裂开的。那些主张对中国严加控制的人是外行，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团结才是力量。要想在芯片上打赢这场不对称竞争，就必须把政府的推动和民间的努力合二为一，形成合力，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要解决好钱的问题、人的问题，以及政策的问题。我们的政策要着眼于科创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从投融资政策、进出口政策、所得税政策、劳动法政策、上市政策。一系列的政策都可以深入研究、升级、深化、改革，这样产业就会发展。

  幸运的是，不管世界如何变迁，这个时代越发吻合中国芯片产业之所愿。尽管芯片产业还受制于人，甚至还存在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想，但已充分地意识到科学技术进步对国家的意义。大国崛起需要有大国重器。没有科学技术竞争力的国家，在未来一定也会拱手认输。位于龙沪路和泰华路交口附近的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南区的一栋楼房，是尹志尧平常办公的地方。进入大厅，一侧醒目地张贴着一句话：将半导体芯片工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抓住不放，实现跨越。大字无言，却让每个投身或关心这个产业的人激动异常。同样让人激动的，还有大厅正面沿墙整齐排列的雕塑。既有爱因斯坦、牛顿，也有张衡，它们代表了科学的力量，而且是中国和世界的结合。它们让人无须妄自菲薄，也相信未来。

  在中微公司的会客室里，有一面小锣，上面刻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字样，落款时间为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它是中微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纪念。科创板是专为科技型和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的板块，是国家努力为面向世界科学技术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创公司可以提供高效融资途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的决心和努力。

  今天的中微公司，正行进在一个上有关怀、下有追捧的时代。虽然它的未来荆棘丛生，但它一定会披荆斩棘并看到鲜花盛开。

  《上财商学评论》：当初落户上海，除了江上舟的影响，还看重了上海哪些地方？上海给了您怎样的支持？

  尹志尧：上海对我们的支持是全方位的，所以我们能落户在金桥。我们所在的区域在中微公司初创时就已经很成熟了。

  我非常看好浦东和临港，尤其是临港，正全力打造上海经济新增长极与发动机，参与设立或引入了上海人工智能基金、上海集成电路二期基金、上海集成电路装备材料产业基金等多个基金。如今集成电路产业慢慢的变成了临港产业布局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逐步承担起“填补国家空白”“解决卡脖子技术”的战略任务。

  《上财商学评论》：在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快的世纪之初，上海没有紧跟“潮流”，甚至有些落后于邻居杭州，您对此怎么看？

  尹志尧：从表面上看，很多人认为上海错失了机会，但事实上，上海敢坐冷板凳，而且选择了最硬的“骨头”来啃。在张江，除了中微，还有中芯、华虹宏力、展讯、锐迪科、芯原、澜起和上海微电子，可以说中国众多集成电路产业链龙头公司都汇聚于此。当今天的浦东已成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最集中、综合技术水平最高、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地区，谁还会怀疑上海的明天会更美好！

  《上财商学评论》：上海是百年商学的发源之地。在您看来，不论是金融家还是企业家，若想成功需要什么样的商业素养？

  尹志尧：其一，需要耐心。不同于芯片设计行业的轻资产特点，不同于面向C端用户以量取胜的芯片产品，半导体设备本来是一个投入巨大，要有长期耐心的产业。

  其二，要有做好公司的意志。高科技公司的投资者，不是靠分红，而是靠公司强大的竞争力和高速的发展所支撑的股价的上涨来获取回报的。硅谷的经验显示，对于高科技公司而言，更大的投入再研发、使得公司快速地发展，在股市上表现得更好，投资者通过减持来得到投资回报，慢慢的变成了常态。

  其三，要有洞见的眼光。因为做半导体设备，本身自带高投入、长期投入的特征，所以一定要提前很多年去对未来布局，至少要提前7年。

  其四，要有开放的心态。集成的工业不能割裂开，即使面临国外的打压，中国也不能关起门来。